从中世纪开始，教会历史上多个宗派的名称都含有“弟兄”（Brethren）一词，所以通常被称为“某某弟兄会（或兄弟会）”，当然，多数是人数较少、影响不大的宗派，例如十三世纪天主教的使徒兄弟会（Apostolic Brethren）、宗教改革时期的胡特兄弟会（Hutterian Brethren）等等。后来影响较大的有门诺兄弟会（Mennonite Brethren，在19世纪中期出自门诺会，门诺会的指代范围更大）、施瓦尔策瑙兄弟会（Schwarzenau Brethren，形成于17到18世纪，与门诺会都属再洗派的大类；之后有多个分支）、摩拉维亚弟兄会（Moravian Brethren or Moravian Church，虽然可追溯到15世纪约翰胡斯（Jon Huss）在波希米亚的改革，但这个运动正式始于十八世纪，传到英国后影响了约翰卫斯理）。以上这些运动源于欧洲大陆，多数可以归入“激进改革”（Radical Reformation，或民间改革，Non-Magisterial Reformation，非官方改革），区别于宗教改革的主流——德国、瑞士、英国发起的官方改革（Magisterial Reformation，延及其他地区）。“弟兄”一词出现在以上宗派的名称，并没有固定的含义，这些宗派并没有因为“弟兄”一词而有显著的共同特征。现今在中文和英文教会的弟兄会，多数不是以上宗派（除非在特定语言或文化的地区），而是另一种弟兄会，普利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这个运动于1820年代出自爱尔兰，之后在英国的普利茅斯开始有较为正式的组织和较多追随者，因此被称为普利茅斯弟兄会（以下简称弟兄会）。在看弟兄会的特征之前，我们先看教会历史的一些背景。

由于圣经设定的完全标准，基督信仰始终存在改革、革新的动力，因为没有一个教会、一个宗派是完全的，完全到没有改进的余地。改革在教会两千年历史中一直存在，以各种形式存在，最为人熟知的是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主要有四个源流，一是路德为首的德国改革，二是慈运理、加尔文等领导的瑞士改革，三是亨利八世开始的英国改革（英格兰，不包括苏格兰，苏格兰的模式是瑞士改革），最后是包括大量民间改革运动（有相当数量的异端，以及其他小众、边缘化的宗派；再洗派是常见的一个类别，但其中成分也很复杂，这个再洗派与之后浸信会属不同源流）。前三者占据了宗教改革后的主要版图，这里主要看英国（英国改革受到瑞士改革，尤其是加尔文等人的重要影响，后者是清教徒运动的源头），除了跨宗派的清教徒运动（见1，2），英国在十七世纪出现了浸信会（Baptists）、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s），十八世纪出现了卫理公会（Methodists），与圣公会（Anglican Church）、长老会（主要是苏格兰，Church of Scotland）一起成为英语教会的主流（贵格会、一位论派（Unitarianism）为异端，且影响很小），也是英语宣教、美国开拓时期的主要参与者（美国到十九世纪的三大宗派是长老会、浸信会、卫理公会）。但这个版图在十九世纪开始迅速碎片化，在英国、美国皆是如此，其社会背景是更大的宗教自由，人们可以不受限制的建立教会、成立宗派，表达自己的信仰；其教会背景是继续改革的诉求，虽然对现状的不满来自多个方向，也有多个性质（不见得都是正确的，相当数量是不正确的）。

十九世纪出现的新兴宗派，多数属于“恢复主义/运动”（Restorationism; Restoration Movement，狭义的恢复运动指的是美国，这里讲的是广义的恢复运动[1]，或者说是恢复理念），恢复理念是想把教会“恢复”到新约圣经记载的使徒教会的状态。有人说，这有什么错吗？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们不就应该以使徒教会为标杆吗？的确，我们应该效法使徒，但恢复理念不只是如此，不只是要效法使徒，如果仅仅是这一点，路德、加尔文与他们没有分歧，但他们不只要恢复到新约教会，更重要的是，他们想跳过教会历史进行所谓的“恢复”，因此恢复运动或恢复理念的特点是对教会历史、教会历史神学认知的轻视，有的甚至直接无视。所以他们被称之为“恢复”，而路德、加尔文等人被称为“改革”（当然，这些词语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任何人都可以说自己是在改革），双方都宣称以圣经为模板，但前者尝试跳过教会历史，后者是行走在教会历史，前者更多的是对前代的全面否定、倡导革命性的变化，后者是在对前代有相当继承的基础上做出重要修正（这是相对比较而言，不是说前者对教会历史是彻底抛弃，这里讲的是普遍的态度），后者可以从改革教会与天主教的异同看出。

基于这种恢复理念的教会或宗派，有各种性质和形态，有的直接是异端，如摩门教（宣称圣经已经被腐蚀，所以史密斯要来“恢复”），米勒派（Millerism）及其子宗派（包括第七日再临会）；有的是福音派，如弟兄会、基督会（Christian Church (Disciples of Christ)）、基督的教会（The Churches of Christ）等等（指的当时尚未自由化的状态）；有的是灵恩派，如大公使徒教会（Catholic Apostolic Church，亦源自英国）。二十世纪中国也有推崇恢复理念的人物，如倪柝声、之后的李常受（其圣经就名为“恢复本”），倪柝声有弟兄会的背景。

这些宗派的恢复理念的具体表现不同（如对圣经权柄的认识），但恢复理念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例如对教会历史、神学的认识，下面就总体状况做一些勾勒（谈的是总体倾向或者风潮）。其一，他们多是反宗派的（Anti-denominationalism），认为宗派分裂教会，应该只有基督的教会，没有什么宗派，所以他们自己不称宗派（如弟兄会），或者采取非常通用的名称，例如上面的基督会、基督的教会，有的甚至都不愿意用“教会”一词，例如弟兄会的教会用”Gospel Hall”或“Gospel Assembly”（倪柝声用的是“聚会所”）。这种形式上对宗派的排斥是过于简单、理想化，甚至幼稚，宗派背后产生的原因有几种：一、伪教会自立门户，二、正统教会不得已从堕落教会中剥离，三、教会根据地理、文化、政治区划的组织，四、神学分歧（详见《神学概论》8.2.2）。如果这四个现象继续存在，那宗派就会继续存在，不管人喜不喜欢，不管人把它称之为什么。这种“反宗派”倾向导致的结果，不是没有宗派，往往是极端宗派化、狭隘宗派化。有的认为只有自己所在的“非宗派”才是新约教会、别的宗派都已堕落，有的认为自己可以“独立”存在、没有必要和其他宗派有什么交流。这些教会最后是封闭的，在很大程度上（即使没有彻底的）与其他宗派、尤其是与教会历史隔离（谈历史也往往只关注自己的历史）。这就联系到第二点。

其二，他们多是反信条/信经的（Anti-creedalism），认为应该简单的学习圣经，不要被神学、信条、信经所累。上面提到的从教会历史、历史宗派的独立，演化成为神学的相对独立，虽然不是所有恢复理念的教会都否定基要神学，但他们都存在对神学、信条、信经的轻视，对教会历史神学讨论的无视，想要超然于这些讨论之上，其理由是基督徒应当只信圣经、只关注圣经。这属于因噎废食，神学、信条、信经可能有错，但并不表示这些本身是彻底无用的，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最终一定是以某种神学、信条、信经的方式表达的，除非你什么都不信或者什么都信（见《神学概览》导论）。离开教会历史的参照，忽视圣灵在教会历史的工作（弗4:11-12），孤立的看圣经，“恢复”圣经其实成了“远离”圣经，“唯独”圣经成了“只读”圣经（见文章，这不只是恢复运动的共通点，也是激进改革的共通点）。如上所述，恢复理念的宗派有的直接是异端，有的不是异端，坚持福音的基本真理，但由于其对神学、信条、信经，对教会历史和其他宗派的态度，他们多数对于系统的圣经教导和神学讨论缺乏兴趣、缺乏理解。形式上、口头上强调福音和圣经，但由于没有对教会历史神学发展的认识，甚至对神学本身的轻忽，教会最后流于泛福音、泛敬虔的状态。他们的相对安全是因为相对封闭，但神学体系的孱弱导致其缺乏对异教意识形态的抵抗力和信仰传承的能力。同时，上述的自我封闭导致其出现了一些显著不符合圣经的“新奇”教导，有比较严重的错误，有不太严重的错误，但只要脱离这个封闭环境，这些错误是可以分辨的、也是可以杜绝的。

其三，他们多是反神职的（Anti-clericalism），即反对教会、宗派内部的“等级”秩序，倡导“人人皆祭司”。圣经当然教导“人人皆祭司”，但主在新约同样设立了牧师、教师、长老、监督、执事等教会领袖（徒20:28-32, 弗4:11-16, 提前3:1-16等），这是新约教会的一部分、是教会正常运作的一部分，与“人人皆祭司”是不冲突的。反对神职的具体表现可能不同，有的是彻底消灭神职，没有领袖、只有会众，有的是弱化牧者的权柄，有的反对牧师/教师的职分，有的反对职分的“按立”（Ordination），有的反对专职牧者。但这些反对都是错误的，没有圣经根据，牧师、教师是主设立的职分（参见文章），按立是圣经出现的程序，专职牧者是新约的正常现象（参见文章），在这些问题上做文章是没有意义的，敬虔与否不体现在这些方面。反神职的倾向常导致对教会领袖资格的忽视，让不符合资格的人去做只有符合资格的人才能做的事情，如教导、牧养，这当然不只是恢复运动的问题，其他教会也有此类问题，区别是恢复理念可能放大这个问题。这种对人的权柄的不信任，与上面的反信条/信经/历史神学讨论是一致的，属于矫枉过正。固然。人的权柄可能被误用，宗教改革之前、之后都有，但因此而消灭或者弱化神在教会设定的权柄结构，就走到另一个极端。在教会的权柄结构被弱化或消灭的情况下，可能有些事工还可以继续，活动还可以组织、甚至还可以有人教导，但有些重要的教会事工是无法正常进行，因为教会教导、牧养与牧者的权柄是不可分割的（参见《神学概论》8.2.1）。这个权柄如果在体制上就不被承认或者尊重，它怎么可能正常运行？

其四，他们多反对奥古斯丁-加尔文主义（Augustinianism-Calvinism，见《神学概论》7.1），除极少数（如初期的弟兄会领袖），持恢复理念的教会绝大多数反对奥古斯丁-加尔文主义，推崇亚米涅主义（Arminianism），甚至有的甚至是伯拉纠主义（Pelagianism）。他们反对加尔文主义的理由并不新奇，并非是正统神学无法回应的。有些独辟蹊径，说自己既不是加尔文主义、也不是亚米涅主义，自己有一个“符合圣经”的解释（这在某些弟兄会比较常见）。这不表示他们在概念上直接反对是“神拯救人”，他们可能也会讲圣灵重生、神的拣选，就像约翰卫斯理也会讲（他是经典亚米涅主义），但他们讲的多是缺乏体系、混沌的，当然最终讲的还是亚米涅主义（即使他口头上说自己什么都不是），因为他否定神超越性的、确定的、主动的拣选和救赎。奥古斯丁-加尔文主义，与其他主义的分歧，不只是在救赎，当然这很重要，但归根结底是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自有永有、神的超越性的认识，在这一点上的错误，导致对神的矮化，对神人关系的误解。这不见得直接影响福音，但直接影响其神学体系，包括对神的掌管、神的拣选、神的全知、人的责任、人的罪、基督徒生命等等方面（可见《神学概论》相关段落），可能不影响生命的下线，但直接影响到上线。

其五，他们多推崇经典时代论（Classic/Traditional Dispensationalism），弟兄会尤其如此，因为时代论的主要创建者约翰达比（John Darby）也是弟兄会的主要发起人。时代论属于解读圣经的一种框架，达比等人倡导的是经典时代论，与二十世纪中后期出现的进步时代论（Progressive Dispensationalism）有区别。这里我们仅谈经典时代论的一些特点（进步时代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问题）：区分以色列和教会两个属神的群体，以至于在救赎历史中将二者割裂，最后成了两个人群、两个约、两个归宿，甚至是两种救赎计划，这可能是经典时代论最严重的错误；机械式理解旧约对以色列的预言，认为多数预言只与以色列有关，与教会无关，新约登山宝训等教导也只与以色列有关，与教会无关；教会时代被视作神对以色列计划的间歇期，神对以色列的计划暂停，主再来之后继续。这些解读方式看起来“合理”，因为只读旧约的某些经文，好像说的就是以色列，但它忽视了基督作为一切应许的中心（路24:27, 约5:39, 林后1:19）以及使徒讲的新约的“奥秘”（弗3:2-6），看似按照“字面意思”的解读，成了机械式的僵硬解读。基督是神的应许的成就者，旧约的以色列人和新约的基督徒都在基督里得救，也都在基督里得基业。关于各种时代论、以及其他对末世解读的方法，可见《神学概论》9.2.4。

弟兄会是比较典型的恢复理念的教会，也是今天影响比较大的恢复理念的教会。与十九世纪恢复运动的其他宗派相比，弟兄会的神学是保守的，受自由化的影响也比其他要小。多数教会在教导圣经、传讲福音，其中多数基督徒也过着敬虔的生活，为此我们感谢神，就像我们为所有属神的人感谢神，不论他是来自哪个宗派、哪个时代。每个基督徒、每个教会、每个宗派都有弱点，这些弱点的性质和影响会有不同，我们需要根据圣经启示的完整体系、参照教会历史源流，鉴察这个基督徒、教会、宗派的教导，与圣经体系、正统神学源流的分歧何在，存在的弱点是什么，是什么性质、有什么影响。

[1]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1992/05/restoration-m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