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基督徒，至少是阅读这篇文章的多数基督徒所在的教会是宗教改革时期出现或之后衍生的各个宗派，例如常见的路德会、圣公会、长老会、浸信会等等，虽然他们之间的神学认识存在不同、出现的次序也有先后，但都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前期的德国、瑞士、英国为代表的宗教改革，从罗马教会分裂而有的新教，“新”的基督教会体制和神学。宗教改革是教会两千年来的里程碑式事件，对之后五百年的基督教会和人类社会意义重大。今天的基督徒，不论自认为从属于哪个宗派，都不是在真空里成为基督徒，不是在真空里理解和实践这个信仰，他始终是站在教会的历史源流里，不可避免的受到前代基督徒、尤其是宗教改革以来教会发展的影响。我们在思考如何认识罗马天主教、天主教是不是正统信仰等问题的时候，这不仅是历史问题，这是关系到何为福音、何为拯救的根本问题。历史是一面镜子，问题是一面镜子，每个人都在用自己认定的某个标准来看历史、来看问题，我们看历史、看问题最终是看我们自己，鉴察我们自己，审视我们自己的认识是不是符合神的话语。我们最终关注的，不是我们站在教会历史争论的哪一边，而是我们是否是站在神的一边、神的话语的一边。在真理与谬误，属神与异教的分歧面前，装作与世无争不是超脱，是堕落。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天主教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在主升天之后、圣灵降下的五旬节，还没有罗马教会，保罗和彼得牧养的罗马教会也不是后世天主教的模样，罗马天主教是历史形成的，理解罗马天主教也就不得不审视其形成的历史，对此这里简单提及一些要点。在使徒时期，罗马教会是使徒或者早期基督徒建立的众多教会之一，在使徒行传里较为显著的有耶路撒冷教会（徒2:1-5, 41-47, 15:1-29）、撒玛利亚教会（徒8:1-25）、大马色教会（徒9:1-2）、安提阿教会（徒13:1-3）、腓立比教会（徒16:11-40）、帖撒罗尼迦教会（徒17:1-9）、雅典教会（徒17:16-34）、哥林多教会（徒18:1-11）、以弗所教会（徒19:1-41）等，罗马教会是保罗到罗马之后见到的（徒28:11-31），在保罗之前已经有基督徒在这里聚会和传福音。在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里，耶路撒冷教会是教会的发源地和使徒初期的集散地，罗马教会在众多教会中并没有特殊地位，众使徒中也没有等级差异（太28:18-20, 加2:7-9），使徒亲自牧养的教会与其他教会相比也没有什么特权。但是，随着教会人数的增长，尤其是等到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合法化之后，教会的组织开始沿袭罗马的政治体制，围绕着一些重要城市开始形成教会管理的网络，包括使徒行传时期的耶路撒冷、安提阿，早期基督徒聚集的埃及亚历山大，以及帝国的先后两个首都——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这些大都会主教在整个教会的运作中有着重要作用，主导很多神学议题的讨论。罗马教会在教会初期的主要神学争论中持正统观点，例如三一神、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等等，尤其是在东部教会陷入一些异端的时候，罗马被大家视为正统神学的中坚，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为罗马的主导地位做出铺垫。在这个时期，罗马在五个大都会主教中的地位开始成为关注的一个焦点，至少一部分的罗马主教在强调自己相比其他的领袖地位，但这不被其他大都会主教接受，也没有历史根据、更是没有圣经依据。但随着罗马帝国的东西分裂，尤其是西罗马帝国覆灭之后，原有帝国政治秩序的衰落使得罗马教会成为西部欧洲唯一的稳定权柄，而且慢慢的脱离在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的约束，可以更为自由的施展，东西方教会在神学上的分歧也慢慢扩大，对罗马主教权柄的定性是双方的主要分歧（神学分歧在双方的政治分歧面前始终是次要的，很多时候，神学分歧是政治分歧的借口）。自中世纪初期开始，逐渐在政治上独立、在神学上也更为自信的罗马教会，强势推行罗马作为教会首脑，作为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掌管所有教会，甚至代为掌管地上的世俗权柄，在中世纪中期定型之后的罗马教会体制是我们今天所谈的罗马天主教。

罗马天主教宣称的不是某个教会的权柄，而是普世教会的权柄，是普世唯一的正统，在罗马之外、没有拯救，在罗马之外、没有信仰。罗马天主教首先是对教会权柄的独裁、对信仰的独裁，他的自我定位不是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网络、一个宗派，而是基督在世界唯一的代言人，如前所述，这种定位没有神的话语的支持、没有教会历史的证据，完全是罗马教会的某些人贪恋世俗权力，用世俗模式对教会权柄进行改造，试图利用罗马这个城市在罗马帝国中的特殊地位，来建立罗马教会在普世教会中的特殊地位。这是人为捏造的，大量罗马教会早期的领袖和神学家清楚否定的。因此，罗马天主教是罗马教会的世俗化，是教会权柄世俗化的产物、是教会深度世俗化的结果，教会权柄的世俗化背后是教会权柄定义的世俗化。谁来定义基督信仰？什么来规范基督徒和教会？罗马天主教的回答自始至终都是——基督，乍一听，这也没错啊？但他怎么理解基督的定义和规范呢？他说，通过圣经和教会的传统，基督的启示有两条并行的途径，一是旧约新约圣经，但圣经怎么解读呢？还有那么多人误解圣经，怎么办？这个圣经不够怎么办？那就要靠第二点，教会的传统，这个传统很宽泛，从使徒的口头教导、教会历代公会的决议、教会主要神学家的阐述、以及教皇的谕令等等，这个传统是延续的、不断增加的，到今天依然继续，今天教皇的官方决议依然是这个传统的一部分。这里有什么问题？有很多问题，首要问题是，这个传统是没有定型的、是流动的，其范围和内容都不确定，如何区分哪些是使徒的口头教导、哪些不是？如何区分哪些公会决议是正确的、哪些不是？如何在众多神学家的著作中区分哪些是正统、哪些是异端？谁来做出这些定义？罗马的回答是——教会。教会里的谁？以教皇为核心的宗教贵族。这就是信仰定义权的转移，他认为定义权是圣经加上传统，而圣经的解释权也在于人、传统的定义权在于人，最后虽然他口头上、在文字上一直承认基督的权柄，但在实际运作上，这个定义权已经落到人的手里，落到以教皇为中心的罗马核心集团手里。这也是为什么在天主教可以有很多圣经里没有的、甚至与圣经相悖的教义，他从来不认为这是相悖的，他认为这是基督赋予罗马的特权，解释圣经和定位传统的特权，这个权力是无人可以反驳的，那这个权力批准的教义也是不容置疑的。罗马的权柄定义的异教化，从神转移到被造物，是罗马所有问题的根本问题，是千里之堤的溃决之口，因为一旦被造物决定圣经的意义、决定信仰和生命的准则，那圣经、信仰、生命就成为被造物手中的玩物，不论这个被造物看起来是多么的敬虔和荣耀。

罗马的权柄定义的异教化，导致其一系列的异教化，首先是福音的异教化。属神和异教的救赎理念有着体系的区别，属神的救赎是得救在乎神、神的恩典，罪人是神的恩典的接受者、受益者，不是神的恩典的参与者、助力者，这是基督和使徒对福音阐释的基本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约3:16, 罗3:21-28, 弗2:8-9）。罪人得救在乎神的恩典，只在乎神的恩典，并且人的信心不是称义的行为、而是对基督的依靠，不是依靠信心得救，而是依靠信心所信靠的基督得救。基督福音的纯粹在于基督恩典的充足，基督福音的排他在于基督圣洁的纯净，不能将任何人的行为作为得救的条件，因为任何人的行为的掺杂、不论是不信神的人还是信神的人，这个行为、被罪污染的行为给人的得救带来的是毁灭性的后果，因为他消灭了基督充足的恩典、玷污了基督纯净的圣洁。这不是人想不想参与的问题，罪人行为的参与，虽然看似微小的参与会彻底改变拯救的性质，从神的拯救堕落为神人共救，前者是得救、后者是定罪，神人共救不可能让人得救。罗马对神的圣洁、人的罪缺乏足够的认识，中世纪的罗马实际上已经背弃了他们自认为的神学导师——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讲的罪人对神的恩典的绝对依靠，在中世纪及其之后的罗马官方神学中几乎消隐。罗马是在神人共救的机制下解释他理解的福音和拯救的：人得救靠的是基督的义“和”基督徒里面的义（即基督徒的好行为）。这不仅关系到罗马对称义的定义，而且关系到广泛的神人关系，尤其是行为在神人关系中的地位。对罗马而言，基督徒的行为始终要与得救挂钩，因为他担心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是一直困扰基督徒的问题——如果都是恩典、不靠行为，那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呢，最好的办法是在恩典上加上行为，至少是基督徒的行为，行为如果成为得救的条件，那他就会一直战战兢兢的不敢放肆犯罪。为此，罗马讲的福音是尽可能的得救、不是确定的得救，是将来的可能性、不是当下的确定性，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得救，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足够，不知道自己将来的行为是否足够。那谁来决定你的行为是否足够？哪些行为是足够的，哪些不够？不够的话需要哪些补救措施？是你自己吗？当然不是，还是罗马教会。神人共救的结果必然是拯救维系于人，而拯救的决定权在于罗马，在罪人得救上添加人的行为，罗马可以借此对大量信徒进行无休止的奴役。他们在罗马的福音里没有自由，你只不过是走在即将得救、或者是可能得救的路上，你永远戴着“可能没有得救”的枷锁，在罗马给你的这个枷锁里，你只能任由罗马摆布。他告诉你做什么可以赎罪、你就做什么，他告诉你做什么可以抵消罪、你就做什么，他告诉你有炼狱、你就相信，他告诉你可以金钱赎罪、你就给他金钱。神人共救是最好的奴役，他奴役你，既有神的名义、也能得到人的利益，这就是罗马的终极奥义。他的所谓圣礼、炼狱、赎罪券等等的一切手段，只有在神人共救的那个可能得救里才有效用，对于一个真正信靠基督、单单信靠基督恩典的人而言，这些都是垃圾、都是粪土。罗马的神人共救是将拯救维系于罗马的体制，罗马的福音是奴役的噩耗。

罗马福音的异教化，伴随着的是罗马敬拜的异教化。真正福音的消失意味着真正敬拜的消失，那他就一定会引入异教敬拜填补这个空缺，罗马敬拜的异教化是早期教会普遍存在的异教化的一部分，但罗马似乎有登峰造极之势。在基督教传播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大量异教信徒改信基督教的时候，很多异教元素以各种方式进入教会。对父、子、圣灵的敬拜，属灵和真理的敬拜（约4:24, 罗7:6）慢慢的被添加进去圣经没有的、与圣经相悖的内容，例如对圣母的崇拜、对圣徒的崇拜、对圣地的崇拜、对圣物的崇拜、对圣像的崇拜、对圣日的崇拜、对圣天使的崇拜等等。虽然东西方教会都试图解释这些不同于异教敬拜，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些崇拜已经取代了对神的敬拜，而且这些所谓崇拜根本没有圣经依据，只是仿照异教制造的。这些被造物成为神人之间变相的中保，成为神人沟通的障碍，他说，基督徒不能直接到基督那里，但可以到基督的母亲那里、到圣徒那里，这不是对基督的敬畏，这是对基督和基督工作的蔑视。基督是神人之间唯一的中保，“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基督工作的目的是“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约14:6, 弗3:12, 提前2:5, 来4:16），是放胆无惧、是笃信不疑，不是我们再在基督面前放几个台阶。罗马敬拜的异教化是对基督的否定，罗马敬拜的另外一面——犹太化，也是对基督的否定，是救赎历史的倒退，这最清楚的体现在罗马教会的弥撒，弥撒是罗马将主的晚餐演化为基督献祭的再演，饼和杯在这时成为主的身体，所谓的祭司（Priest）在仪式中是对主的再献祭，或者是某些人认为的参与天上的献祭。这是对基督工作的错误认识，基督的献祭是一次成就、永远成就的（来10:11-18），无需再次献祭、也无需再次演示，圣经更没有提到基督升天之后继续献祭。罗马在主的晚餐上的“创新”与其教会权力和对信众的控制是紧密相关的，主的晚餐的中心不再是基督徒个体的参与、思想、领受，不是神人直接的沟通，而是在上面的祭司（神父）的仪式，普通信众只能领受饼，甚至饼都无需领受，一旦神职人员成为神人沟通的枢纽，信徒也就受制于神职人员和神职人员所在的机构。弥撒在天主教体制中有中心地位，弥撒也是罗马对基督错误认识的集中体现。

罗马天主教是基督教的异教化且深度异教化，这与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等异端不同，后两者是彻底的异教化，后两者的神就是异教的神。罗马教会承认的神和基督是圣经启示的神和基督，他的官方教导在三一神、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等等基本教义上还是持守圣经正统，但罗马对福音的定义是错误的、与圣经相悖的，不是基督和使徒在圣经里阐释的福音，福音的真伪决定教会的真伪，因此改革教会以及改革先驱对罗马的定位是——教导错误福音的错误教会，教导伪福音的伪教会。但这不是说所有在罗马教会里的都不是基督徒，罗马的错误是其官方教导的错误，如果一个罗马的信徒接受其官方教导，那他相信这个错误福音就没有得救，但如果他相信的福音不是罗马官方讲的，而是圣经里清楚显明的，那他依然可以是基督徒、有真正的得救。正是因为罗马对神和基督的基本认识还是正确的（当然，不是说这里面没有任何问题，而是说没有致命问题），罗马教会里还有真基督徒存在的可能，但在其中觉醒的基督徒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离开这个错误的教导到一个宣讲真正福音的教会，如果没有条件，至少是不能继续参与罗马的异教敬拜等异教仪式（启2:24-25, 3:4-5）。

罗马天主教的异教化问题不是他独有的问题，这是在教会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在今天持续存在，包括在宗教改革之后的教会持续存在的。信仰定义权柄的异教化带来的福音异教化、敬拜异教化、神学异教化等等问题，以不同形式在过去五百年前赴后继，相比罗马教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由神学、新自由神学、教会的世俗化、福音的市场化、启示的主观化等等问题，都是在新的时代重复旧的错误，只不过他们模仿的异教模板不大相同。我们看罗马教会的历史，看到的是虚伪、谬误对教会持之以恒的渗透和腐蚀，“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前5:8），属灵的争战、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战没有停歇，在如此险恶的环境里，属神信仰的存在和属神的民的存活，是神的恩典，是基督的大能和恩慈在保守他的教会、他的真理、他的拯救、他的子民。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