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历史不是神，教会历史也不是圣经，但教会历史是神在教会工作的历史，也是历代基督徒理解和应用圣经的历史。今天的你我不是生活在真空，每个人生活在人类历史、教会历史的源流里，不论他有没有意识，都是如此。教会历史像人类历史，是波澜起伏，在某些阶段有教会和神学较大的发展，在某些阶段则较为沉寂、有时甚至出现显著倒退。这个发展、停滞、倒退，不是以简单的人数而言，不是以世俗繁荣而论，是以神的话语为标准，以对神的话语的正确理解和应用为标准。当然，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完全的，没有一个教会历史阶段是完全的，但所有基督徒也不是同等的，教会历史阶段也不是同等的，有些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有些是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今天我们简单看清教徒历史，16-17世纪改革教会、尤其是英语教会的一部分。

中世纪罗马对基督教会的劫持和福音的败坏，到14-15世纪已濒临谷底，神兴起神的仆人开始倡导对罗马体制的改革，并最终在16世纪初成为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等在德国、慈运理（Ulrich Zwingli）等在瑞士开始改革教会的神学和敬拜，清除罗马腐败、回归圣经教导。改革神学如星火燎原，向法国、波兰、荷兰、英国、意大利、北欧等地扩散（当时政治版图与今天不同，方便起见，以下多用当代国家名称）。英国改革触发的直接原因不是神学，而是政治，英皇亨利八世与第一任妻子（天主教，西班牙公主）没有儿子，在教皇拒绝他离婚之后，曾坚定反对路德的亨利八世与罗马决裂，英国教会（后称圣公会）从罗马独立。在倾向改革的教会领袖主持之下，英国开始宗教改革，并与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联络。此时，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运动已如火如荼（虽然只有不到二十年），第二代的改革家加尔文、墨兰顿（Philip Melanchthon）对改革神学做出系统性的整理，改革教会在德国、瑞士、法国、荷兰、波兰的部分地区形成规模，代表改革教会神学的信条、信经、教义问答、系统神学也大量出现。这些地区改革的后续，这里不展开，下面只聚焦于英国。

英国改革（English Reformation，英格兰）并不顺利，亨利八世关心的是政治而非神学，国内也还有很多支持和同情天主教的主教、贵族。亨利八世去世（1547）之后，他年仅九岁的儿子登基（爱德华六世），在短短六年里（至1553年去世），改革教会在主教克雷麦（Thomas Cranmer）等的领导下有了长足推进，他们的方略多以瑞士改革教会为模板。然而风云突变，1553年，爱德华六世早逝，继承顺位落到了亨利八世的大女儿玛丽，是为玛丽一世，玛丽对自己母亲（亨利第一人妻子）受到的对待很不满意，身为天主教徒的她对改革教会也颇为痛恨，她开始了对改革教会的血腥屠杀，约三百位改革领袖和信徒被烧死，另有约一千名牧者被迫逃离英国。可以说，玛丽一世的镇压催生了清教徒运动。

这些改革派的牧者和会众在瑞士、荷兰等地寻求庇护，在加尔文所在的日内瓦尤其多。在此期间，他们直接接触了大陆教会改革神学体系，并开始在这个体系里注释、教导圣经，这是英语改革神学的全面发端（不只英格兰，也包括诺克斯领导的苏格兰改革）。玛丽一世在1558年去世，继承顺位到了她同父异母的妹妹，即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在位）。伊丽莎白一世是新教徒，支持教会改革，但她的支持是有限度的，在政教合一的国家，她的宗教政策始终基于她的政治考虑。她废除了一些玛丽在位时恢复天主教的法令，但她只愿意接受一定程度的改革，在某些神学、敬拜的方面有意模糊与天主教的界限，这让英国教会（圣公会）自此就成为改革教会的中庸派，倾向天主教和倾向改革教会共存的组织，这对圣公会的影响直到今天[1]。

“清教徒”的“清教”，正是针对圣公会内的天主教遗留，包括神学、敬拜、教会结构等，他们认为教会改革应该忠实于圣经，不应停留在现阶段，不应满足于半路改革。既然圣经如此教导，我们就应该尽我们所能的按照圣经教导去思想、执行，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他们追求的不只是学习圣经、遵守圣经，他们执着于严肃、认真、全面。正是这个执着让他们为时人排斥，为后人嗤笑，但也是这个执着，让他们成为英语神学乃至改革神学的高峰。多数人会觉得，为什么那么认真呢？有必要吗？差不多就行了，神不会那么苛刻。知道的差不多就行了、做的差不多就行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何尝不是这种“差不多”精神？甚至有人说，因为有神的恩典，所以“差不多”就可以，还有的说，因为有神的恩典，所以“无所谓”，在无所谓面前、差不多已经是很好了。然而，改革教会的先辈们，路德、加尔文，改革教会后继的先贤们，英国、荷兰、苏格兰改革教会的诺克斯、柏金斯、欧文等人，不是不知道神的恩典，相反，他们对神的恩典有着深刻、全面的认知，但他们知道，正是因为一切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才不能“差不多”、更不能“无所谓”，我们才应该尽我们所能的在一切事上荣耀神，而且只有我们全面认识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建造我们，我们才能荣耀神。我们努力，不是因为得救在乎行为，我们努力，是因为我们在神的恩典里。这个严肃精神背后是对神、神的恩典、神的教导、神的荣耀的全面追求，对生命的全面审视。说到严肃，很多人的印象是死板、教条，说到神学，很多人的印象是抽象、空洞，然而，改革教会和以清教徒为代表的基督徒，所呈现的是深刻且活泼的神学，是全面且有洞察力的认知，是敬虔且喜乐的生命，是基于超越的神的超越的境界，今人仰望的境界。对清教徒和改革教会的神学，下篇文章会展开，这里继续看历史。

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期间，改革教会虽然未能如愿的继续改革，暂时也没有受到太多的限制。伊丽莎白去世之后，都铎王朝结束，斯图亚特王朝开始，詹姆斯一世成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皇帝。他开始对改革教会很友好，支持著名的钦定本圣经翻译（King James Bible），但与之前类似，他不愿意对某些改革让步，因为这些改革会触及他的权利和相关主教、贵族的权利[2]。更大的危机是在他儿子继位之后，即查理一世。查理一世的强力宗教政策，和他对天主教的暧昧态度，导致包括清教徒在内的很多不满，之后的历史为众人熟知，英国开始内战，查理一世被处决。清教徒在这一时期，以及在克伦威尔执政时期，有了继续改革的空间，英国议会委派以清教徒为主的神学家团体，在1643-53起草了《威斯敏斯特信条》、教义问答等系列文件，是为英语改革教会的重要里程碑。在绝大多数议题，《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神学表述，其准确、精炼、深刻无出其右。在克伦威尔的支持下，清教徒神学家进入教会、大学的重要职位，例如，约翰欧文（1616-83）任牛津大学的副校长。这个时期清教徒运动进入全面成熟期。

克伦威尔死后，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回到英国，虽然他的王权较他父亲已受到很大限制，他再次强推圣公会体制、排斥一切与之不容的基督徒，使得大量清教徒再次退出主流社会。1662年的《教会统一法令》（Act of Uniformity），要求全体教会牧师和领袖服从现有圣公会的规条，但这是希望继续改革、希望持守圣经原则的清教徒无法接受的，约两千名的牧者拒绝服从这个法令，离开圣公会，成为“异议派”（Non-conformist, dissenter）。这些牧者被禁止继续讲道，被禁止进入原住地和市镇的五英里范围，否则会被拘捕。这些牧者有的秘密聚会，有的流亡，有的因继续讲道而被监禁，例如著名的约翰班杨（John Bunyan）被囚十二年（虽然他的职业是补锅匠）。之后查理二世的禁令有所放松，但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清教徒的处境才有全面好转。这一时期是清教徒运动的高峰，后人熟悉的约翰-欧文（1616-83）、斯蒂芬-恰诺克（Stephen Charnock, 1628-80）、托马斯-古德温（Thomas Goodwin, 1600-80）、托马斯-曼顿（Thomas Manton, 1620-77）、约翰-班杨（John Bunyan, 1628-88）、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 1620-86）、约翰-弗拉维（John Flavel, 1627-91）等的高产期皆在皆在这个阶段。

这里有个问题，那就是——何必呢？为什么要纠缠细节？圣公会也不全都是错的啊，为什么这么多牧者要离开？圣公会也讲福音啊？在今天神学极简主义的眼光里，这些人纯属无事生非、斤斤计较、不知轻重缓急。然而，他们并没有在所有问题上争论，他们比我们更清楚人性，没有两个人的神学认识会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一个人的神学认识会是完全正确的；但他们也没有像当时和后世很多人一样，采取极简主义立场，只要有什么什么，其他就“无所谓”[3]。还是前面说的，他们的信念是全生命降服于神的话语[4]，不是一点、不是一个部分，不是差不多、更不是无所谓。在圣公会清楚背离圣经、并强制推行的时候，他们无法继续在圣公会，因为他们无法接受自己明知神的教导、而悖逆神的教导，悖逆神是亏欠神的荣耀、亵渎神的圣洁，很多悖逆是、一点悖逆也是。他们在意，不是在意自己的名利得失，是在意自己作为属神的人、蒙恩的人，如何荣耀神、敬畏神、顺服神。你可以说他们偏执，但他们的偏执是以这个为原则的。

自查理一世以来，为躲避宗教压迫，清教徒开始前往北美，是为美国近代历史的开端。在英属殖民地的清教徒，如约翰-克顿（John Cotton, 1585-1652）、理查-马特（Richard Mather, 1596-1669）等，对后续殖民地和美国的社会发展影响深远。在清教徒时期，瑞士、荷兰等地也出现的继续改革运动，希望在前代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全面深入的认识、教导、应用圣经，促进了改革神学的系统化、全民的圣经教育。瑞士、荷兰、英格兰、苏格兰等地的改革教会长期有着互动和联络，包括教会事宜、神学表述、神学议题等各方面，例如在针对亚米涅主义的多特会议（Synod of Dort, 1618-19），有来自八个外国的改革教会代表参与。

清教徒运动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基本结束，亚米涅主义、复兴主义、敬虔主义、自由主义等开始慢慢在教会占据主流，然而神在一百多年的数百位清教徒领袖和无数基督徒中的工作，并没有就此消失。他们的著作、传记，和其中表现的属神认知、思维、品格、情感一直在传承，并影响着后世基督徒，虽然是少数。在十八世纪有爱德华兹（Johnathan Edwards, 1703-58），乔治-怀特腓德（George Whitfield, 1714-70），十九世纪的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 1834-92），二十世纪的钟马田（Martyn Lloyd-Jones, 1899-1981）等。十七、十八世纪的大陆改革神学（Turretin, Brakel等），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荷兰改革神学（Abraham Kuyper, Herman Bavinck等）、美国改革神学（Charles Hodge, B B Warfield, J Gresham Machen等）也站在同一历史源流里，圣公会内部的约翰-牛顿（John Newton, 1725-1807），莱尔（J. C. Ryle, 1816-1900）等也深受其影响。

司布真说，“By all means read the Puritans, they are worth more than all the modern stuff put together.”，二十世纪中期开始，在钟马田等人的推动下，清教徒著作开始被大量的重新出版，到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这类出版物越来越多，我们今天可以接触到的清教徒著作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多的，并被翻译多个语言，借着网络传播到世界各地。

今天我们看这段历史，不是为了怀旧，不是不假思索的接受他们的一切，不是为了回到一个所谓的黄金时代，他们有他们的挑战、也有他们的弱点，但他们属神的精神，对神的敬畏、对神的话语的严肃、对神学理解的深刻、对全生命圣洁的追求，是我们今天缺少的，甚至可以说是严重缺乏的。我们太容易满足于“差不多”、“无所谓”，一知半解、浅尝辄止，太容易被周围的情形所迷惑，以为大家都是如此、所以就应该如此。清教徒的著作，以及他们的生命，是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应该有的理想，他们不是我们的最终理想，我们的最终理想是效法基督，但他们可以是我们在效法基督时的榜样，他们也完全有资格作为我们的榜样，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一个高山仰止的榜样。

下一篇文章谈《清教徒神学》。

常见资源：

图书和出版机构：Banner of Truth, 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

电子书下载：Monergism, Puritan Library

Puritan Conference

中文可以根据上述资源搜索作者或作品，也可参照《“那些书也要带来”——简要阅读书目》

[1] The Anglo-Catholic wing and the Evangelical wing.

[2] “No bishops, no king”

[3] This was the view of Latitudinarianism in the 17^th century and later.

[4] All life for G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