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23:1-2：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彼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恺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

徒17:5-7：……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城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西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恺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

徒19:23-27：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有一个银匠……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倚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底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

对基督徒扰乱社会秩序的指控由来已久，也经久不衰，基督信仰进入每个文明、每个社会，都面临着类似的指控，在希腊、罗马如此，在阿拉伯、波斯如此，在印度、中国亦是如此，今天，在异教为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仍然如此。这里我们看明朝后期儒臣反对基督教的三封奏疏，万历年四十四年（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㴶向皇帝上书，事关“远夷阑入都门，暗伤王化，恳乞圣明申严律令，以正人心，以维风俗”（全文见《圣朝破邪集》，沈㴶明史有传，后与魏忠贤交厚）。他对天主教以及天主教传教士、信徒的指控，颇具代表性，今天的某些社会依然是类似的逻辑，例举如下。

沈㴶三疏的基本精神在第一疏的开篇就讲明，“夷夏之防”，以文明正统自居，华夏之外的夷人皆是未开化的野蛮人或半野蛮人（希腊人亦有同感，西3:11），默认的对外来人和外来文化持怀疑和排斥的态度，他称外来的耶稣会士为“狡夷”。“普天之下，薄海内外，惟皇上为覆载照临之主，是以国号曰大明”，天下之事，“昭然定于一尊”，所以，西来的夷人不得妄称“大西”，他们来也只能是“归化”大明，如明成祖时的浡泥王（今文莱）之例。外来的是不可能对严肃对待的，先不管他们讲的具体是什么，只要是“外来的”，仅凭这一点就足以给出负面的判断，外来的能有什么好的呢？有什么是我们现在没有的呢？当时，耶稣会士带来的历法颇为明朝器重，沈㴶则不以为然，他引经据典，从尧典、舜典、左传，指出传统历法是“尧舜以来中国相传纲维统纪之最大者”，是中国秩序的根本，是不能变的，变就是“妄干天道”，扰乱宇宙秩序，不能听夷人“荒诞不经”的言语，来改变“祖宗钦定”之法。这种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不谈事实谈感觉、不谈科学谈祖训，他不是从事实到立场，而是从已有立场出发再去扭曲事实。这种思想在清末逐渐式微，然而它并没有消失，这是几千年来刻印在文化基因里的特性，只要条件合适，必然再次成为主流。

当然，他认为基督教是有具体威胁的，不只是理论上的可能威胁，而是实质上的真实威胁，包括政治秩序、文化秩序、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沈㴶言辞恳切，行事果决，再三上书，是因为他真的认为这是危急时刻，刻不容缓。其一，这些夷人所称的宗教，是对华夏正统的攻击，中国“临诸侯曰天主，君天下曰天子”，朝廷昭告“皆曰奉天”，所以这些夷人“诡称天主”，他们怎么能称天主呢？他们有资格称天吗？他们怎敢僭越只有中华皇帝才有的尊荣？基督信仰承认的宗教秩序，与世上的政治秩序是存在冲突的，不是说基督信仰只承认宗教秩序、而否定一切政治秩序，不，圣经教导的很清楚，“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22:21, 罗13:1-7），即使在以色列人的神权政治结构里，世俗政治依然有足够的运作空间。但问题是，多数的世俗政治秩序不会满足于政治领域，它有强烈的欲望进入宗教领域，尼布甲尼撒要立金像让人敬拜（但3:1-7），罗马皇帝要求人敬拜，他不能容忍有另外一个权柄，不论是与他平行的还是在他之上的，他要做皇帝，也要做万民之主。他不仅要有民权、集权，他还要有神权，他不仅要管理你如何纳税，他还要管理你如何敬拜神，他不仅要告诉你民事、刑事方面的合法与否，他还要告诉你哪个神是合法。当一个人想要做你的主时，你说耶稣基督是主，这对他就是冒犯。其二，历代帝王以“儒术定纪纲”，耶稣会士说“祖宗不必祭祀”，因此这些人是“儒术之大贼”，是儒家的重要敌人，不祭祀祖宗岂不是连禽兽都不如吗？儒家虽然不是强烈的宗教学说，但它也不是某些人以为的非宗教意识形态，不存在非宗教的意识形态，即使是无神论者在实践的时候也掺杂了大量宗教内涵。文化冲突根本上是宗教冲突，是宗教意识的冲突。祭祀祖先是传统宗教的中心，也是传统的对人的认识的中心，不敬拜祖先是不孝、且是不如禽兽。当一个意识形态把敬拜被造物作为它的指导思想，基督徒说敬拜真神、不拜偶像，等于是在与这个文化宣战，这个文化当然也会应战。“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宗教冲突带来的文化冲突，文化冲突也一定渗透到家庭、社会等人际关系的冲突，“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太10:34-36）。

其三，基督信仰威胁国家安全。沈㴶说，他们在社会上收买人心，其心叵测，就像历史上齐国的田氏、西晋的刘渊、唐朝的安禄山，是要颠覆政权的。这些人居住在南京、北京等京畿重地，在太祖皇帝陵寝附近，如何能不让人担忧呢？“伏藏于此，意欲何为？”他们会不会刺探国家机密？“窝藏接引，探听境内事情”，他们一定是有阴谋的。基督徒作为世人无法理解的一个人群，非常自然的是疑惧的对象，世人不能理解这些人是谁，在做什么事情，从他的角度，这些人是不可理喻的，所以他们一定是有更大的、不可言说的动机。不然他们为什么这么远到来，图什么呢？讲一些信息，招一些随从，为什么呢？再联系他们信一个“外国”的神，抛弃中华“正统”，那除了颠覆国家政权，还有什么别的理由？这个指控对每个政府、对每个皇帝都是非常敏感的，它可以把人心底最大的恐惧带出来，也能把人最不理智的一面带出来，在恐惧的驱使之下，人愿意做任何事情。自基督、使徒到今天，基督徒在很多社会被视作不忠诚的国民，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基督信仰不是“本土的”，基督徒也就直接看作不忠诚的。

其四，他们的资金来源不明，既然他们说他们的国家有八万里之遥，为什么会有钱财源源不断的来到？是什么给他们送的？为什么运送过程中，官府没有审查？“其赀财源源而来，是何人爲之津送，其经过关津去处，有何文凭，得以越渡?”。至于那些随从他们的人，不过是被收买而已，都是些“贪愚之徒，有所利而信之”。这些活动怎么能没有监管呢？不监管，他们做坏事怎么办？用金钱收买，蛊惑人心，坑蒙拐骗。沈㴶认为，基督徒坑蒙拐骗是有历史的，他们所称的主乃是他们国家的一个罪犯，“顾欲矫诬称尊，欺诳视听”。从经济角度指控基督徒是最简单的，基督徒周济穷人，这是在收买人心；基督徒收取奉献，这是在非法集资；基督徒不收取奉献，依靠别人资助，这是其他势力的支持。“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是”，想找借口，借口有的是，约翰不吃不喝，他们说约翰是被鬼附着，主既吃有喝，他们说主是贪食好酒（太11:18-19）。基督徒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也能找出问题来。被诬蔑为经济犯罪，是最安全的，最不会引起大众同情的，尤其是把经济犯罪与宗教联系起来，听到的人都是咬牙切齿。当然，从经济角度入手，对参与人员是最有吸引力的，消灭这个组织意味着这个组织的钱财、土地都被罚没。

沈㴶的指控反映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官员的态度，虽然这些奏疏并没有得到皇帝的迅速回应（倒也不稀奇，毕竟万历皇帝），但沈㴶其人和其说是当时“南京教案”的重要推手，沈㴶在上书期间，已经逮捕二十多位传教士和信徒，之后南京的士绅被动员起来，最后皇帝下令驱逐传教士，部分传教士和大量信众不得不躲藏。当然还有其他人做出的其他指控，基督教与明朝之间的冲突，也比上述几点复杂的多，然而，沈㴶在三封奏疏里所言之事，是康熙雍正、清末民国、直至今天，不断被人重复的，这也反映了基督信仰与异教文化之间的体制性矛盾。

注：本文从历史学和社会学角度把天主教视为基督教的一部分，不就天主教的问题展开讨论，也不是承认天主教的神学正统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