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提到明末儒家官绅对基督教的态度，引发的“南京教案”（点击打开），当时距离明朝灭亡只有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明朝已经是危如累卵。明末清初，还有相当数量的传教士在中国，部分跟随南明的一些小朝廷，部分留在北京，与新进的清朝接触并继续在天文、技艺方面为之服务。康熙相比其他君主，对基督教的态度总体比较宽容，虽然后期的礼仪之争让他开始有些疏远和戒备。真正比较高压的政策开始于雍正朝，经雍正、乾隆、嘉庆，直至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其中有很多历史事件和源流，涉及到的不只是宗教问题，还有宫廷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这里简单看一下雍正颁布的《圣谕广训》，这个对全社会综合改造的纲领性文件，从中可以看到雍正（及其核心幕僚）的社会理想，在这个社会理想中宗教包括基督教的地位是什么。
《圣谕广训》在雍正二年颁布（1724年），含十六条：1，敦孝弟以重人伦；2，笃宗族以昭雍睦；3，和乡党以息争讼；4，重农桑以足衣食；5，尚节俭以惜财用；6，隆学校以端士习；7，黜异端以崇正学；8，讲法律以儆愚顽；9，明礼让以厚民俗；10，务本业以定民志；11，训子弟以禁非为；12，息诬告以全善良；13，诫匿逃以免株连；14，完钱粮以省催科；15，联保甲以弭盗贼；16，解仇忿以重身命。这十六条始于康熙，雍正加以扩充，并要求全国讲习，并成为考试内容。其内容很全面，包括家庭伦理、宗族伦理、民事诉讼、农业、家务、教育、文化、宗教、法律、刑法、税收、治安等。此文还被转为白话，便于民间流传和理解（见下）。
其中，第七条“黜异端以崇正学”表达的是官方的意识形态立场，什么是他们接受的、允许的意识形态，什么是他们认为错误的、应该予以消灭的。本条节录如下（见下图书影）：
朕惟欲厚风俗，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端学术。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惟此伦常日用之道为智愚之所共由。索隐行怪，圣贤不取。易言：蒙以养正，圣功以之。书言：无偏无颇，无反无侧，王道以之。圣功王道悉本正学。至于非圣之书，不经之典，惊世骇俗，纷纷藉藉，起而为民物之蠹者，皆为异端，所宜屏绝。凡尔兵民愿谨淳朴者，固多间或迷于他岐。以无知而罹罪戾，朕甚悯之。自古三教流传，儒宗而外，厥有仙释。朱子曰：释氏之教，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会一个心。老氏之教，只是要存得一个神气。此朱子持平之言，可知释道之本指矣。自游食无藉之辈，阴穷其名以坏其术，大率假灾祥祸福之事以售其诞幻无稽之谈，始则诱取赀财以图肥已。渐至男女混淆聚处为烧香之会，农工废业。相逢多语怪之人。又其甚者，奸回邪慝，窜伏其中，树党结盟夜聚晓散，干名犯义，惑世诬民，及一旦发觉，征捕株连，身陷囹圄，累及妻子，教主已为罪魁，福缘且为祸本。如白莲、闻香等教皆前车之鉴也。又如西洋教宗天主，亦属不经。因其人通晓历数，故国家用之。尔等不可不知也。夫左道惑众律所不宥，师巫邪术，邦有常刑。朝廷立法之意，无非禁民为非，导民为善，黜邪崇正，去危就安。尔兵民以父母之身生太平无事之日，衣食有赖，俯仰无忧，而顾昧恒性，而即匪彝犯王章，而干国宪，不亦愚之甚哉。我圣祖仁皇帝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艺极陈常，煌煌大训，所以为世道人心计者，至深远矣。尔兵民等宜仰体圣心，只遵圣教，摈斥异端直如盗贼水火。且水火盗贼害止及身，异端之害害及人心。心之本体有正无邪，苟有主持，自然不惑，将见品行端方，诸邪不能胜正。家庭和顺，遇难可以成祥，事亲孝、事君忠、尽人事者，即足以集天休。不求非分，不作非为，敦本业者，即可以迓神庆。尔服尔耕尔讲尔武，安布帛菽粟之常，遵荡平正直之化，则异端不待驱而自息矣。
从中节选几点，其一，他提出意识形态有“正邪”之分，“圣功王道悉本正学”，“非圣之书……皆为异端，所宜屏绝”，这个“正学”指的是儒家，虽然自古“三教流传”，但他引用朱熹的话来表明佛教和道教的肤浅，前者不过是个心、后者不过是和神气，而且通俗的佛和道被很多人扭曲成荒诞无稽之谈[1]。这个国家只应该有一个意识形态，别的意识形态一概称之为邪说，官方的态度是“所宜屏绝”，屏蔽、禁绝，文化统制。当然，具体官方的做法是什么，再论，但官方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他要的是国家统一的意识形态，全国推行他认为的“正学”，正邪之分是官方认定的，在他面前没有讨论余地、只有服从。其次，通过他对通俗佛教和道教的态度，可以知道，他的正学根本上是一种无神论（当然不是彻底的），佛和道里超自然的元素被视作“诞幻无稽”，他希望民众不要考虑这些事情，要集中精力经历在“事亲孝、事君忠、尽人事”，只有此世界、没有彼世界，只有自然、没有超自然，只有人伦、没有宗教。也是从这个角度，他对任何不在此类的宗教，都很怀疑和反感，说他们“男女混淆”、“农工废业”、“多语怪”、“惑世诬民”，有哪些例子呢？白莲教、闻香教、西洋来的天主教。白莲教、闻香教是明末或清代的民间宗教，秘密结社，有的还组织叛乱，利用宗教的名义来反叛朝廷是自古的传统，清廷尤其警惕。因此，他对超自然宗教的疑惧，有他意识形态本身的原因，也有历史和社会因素的考量。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基督教也被归为白莲教、闻香教的类别，虽然有一个注解，“因其人通晓历数，故国家用之”。他在提醒民众，“你看到西人为国家所用，不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被国家承认，而是国家利用他们的技艺而已”，他不希望民众误以为国家在承认或者支持西人的信仰。外人“可用而不可信”，这也是传统观念。
其三，他对民众相信这些“邪说”是很难理解的，你们为什么要相信呢？你们为什么就不觉醒呢？“尔兵民以父母之身生太平无事之日，衣食有赖，俯仰无忧”，你们生在这个国家，太平无事、有吃有穿、没有什么担心的，为什么要听信这些邪说？这不太愚蠢了吗？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在《圣谕广训》的白话翻译里更加清楚，“你们……，岂不是憨了吗”，“皇帝用仁义的大道理，教导你们百姓，为的是你们世道人心，你们着实应该仰体圣心”（见《圣谕广训直解》，下图书影）。他很纳闷，百姓为什么不能体谅皇帝的好心呢？百姓们太愚昧了！我把这个国家治理的这么好，你们为什么就不听我的呢？你们不要想别的乱七八糟的，只要听我的，本本分分的做事情，一切就好了。这还是传统的君民观念，他对民众是带着鄙夷的，民众像一群不听话的小孩子，不管教不行、不严加管教不行，他认为他的全社会改造计划势在必行，他要推广，你们不接受、他也要推广，因为你们不明白好歹，只有他知道，你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你听他的就是了。社会有问题只有一个原因，你没有听他的，或者有些人没有听他的。他要求的所有权力和他行使的所有权力只有一个出发点，那就是为你们好（仁慈“天子”、仁慈的在上的父亲的角色，他是民众的所有者、支配者，这是一个神明式的人物）。国家机器的责任是推广他认可的唯一意识形态，教化民众、开启民智，建立他认为的理想社会。
基督教，一作为外来宗教、二作为超自然宗教、三作为聚集传播型宗教，每一条都犯了大忌，犯了朝廷大忌、国家大忌，基督教在皇权头上讲神权的存在，更是犯了大忌。外来宗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超自然宗教，“荒诞不经”；聚集传播，“蛊惑民众、颠覆政权”；讲神权，那更是对皇权的不尊重。如前所述，这个冲突是体制性的、是意识形态的根本冲突，不是某个朝代的问题而已。
[1] 有人可能觉得雍正作为佛教徒和这种态度有矛盾，对此研究之一，可见：http://saturn.ihp.sinica.edu.tw/~liutk/shih/buddhism.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