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看的是关于疫情的信息。当疫情发生之后，尤其是当人发现这不是一种普通疾病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问：这是什么情况？是什么疾病？是如何导致的？如何传播的？致害程度如何？死亡风险多大？有没有后遗症？怎样可以预防？怎样可以治愈？直到今天，谈起这个病毒，这些问题依然是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当然，在这里我们不会对具体的答案展开讨论，而是针对三年来就病毒、疫情信息的整体状况，以及背后反映的当代人、当代基督徒的信息困境，并且思考我们如何应对这种困境。

这种困境并非只是这个疫情独有的，类似的问题在近十年、尤其是近五年来的各个领域都有体现，例如比较突出的，某国的大选，只不过是由于疫情大范围迅速传播的特殊性，以及带来的群体恐慌，让信息的困境体现的尤其明显，而且关系到几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这与十年前、二十年前，更不要说五十年前的情况是不同的，因为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人类的主流信息模式已经由过去的“信息独源”转向“信息多源”，例如，在报纸和电视主导的时代，能够发布信息、特别是公众信息的渠道是很有限的，其他途径存在但影响颇微，但借着智能手机和互联网，今天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并且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听众。这直接导致三个相关的结果，一是信息量的爆炸增长，通过手机、电脑，人可以获得无可计数的信息，关于任何事物的信息，这意味着“信息爆炸”带来的“信息过载”，就数量而言，人的问题不是信息不足，而是信息太多，不是接触的信息不够，而是可以接触的信息过于庞杂。而人的任务、基督徒的任务，是要在这些海量信息里，分辨真伪、分别主次，而这恰恰是罪人的弱点。为什么？因为罪人的懒惰，同时因为罪人的骄傲。懒惰很容易理解，主动分辨、分别是需要花时间、需要努力的事情，知道事实的真相是困难的、还可能是痛苦的，但被动的接收信息、享受信息带来的愉悦感是简单的、快乐的。因此，海量的信息，尤其是无关的、琐碎的、虚假的、迎合罪的信息，可谓是现代人的精神麻醉。骄傲是因为大量信息可以给人带来一种虚假的掌控感，他感觉天下大事尽在掌中，一切都在指尖，他可以支配很多东西，这种支配感、对遥远事物的支配感是让人满足、沉迷的，他怎么会为之改变呢？

第二是信息多源造成的信息权威的扁平化。原来大众传播的信息多是带有某种明示或者暗示的权威，例如公共电视台、公认的纸质媒体，今天，这些传统权威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在每个人触发的按键声中。这不是说他们的权威彻底消失，但人们对他们的依赖程度已经大大降低，而且在人们发现了其他选择、甚至是更好的选择的时候，人们发现原来事件背后有更完整的图景，人就开始质疑传统权威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和偏向性解读。当然，这里不是在为传统媒体辩护，仅仅是指出这个现象，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必然带来信息权威的扁平化。这种扁平化意味着，同一信息有多种呈现方式、解读方式，同样一个事件，在不同人、不同媒体的报道中，其性质和影响是不同的，甚至可以是相反的。权威的扁平化，在给人更多选择的同时让人无所适从，谁说的似乎都有些道理，谁似乎都有证据支持，到底是听谁的？更多选择并没有让多数人变得更聪明，并没有让多数人变得更快乐，他宁可快速的相信一个眼前的结论，也不愿意在这种没有结论的荒野中徘徊，因为在关键时刻，他要的就是结论。这就看到，权柄在人获取信息过程中极其重要的地位，人需要信息，但他需要的不仅是信息，他需要的是能够让他确信并追随的信息，只有这个有权柄的信息能够让他有安心，因为没有一个人可能将他得到的所有信息都验证一遍。而在后现代社会，缺少的就是权柄，这个时代排斥的就是权柄。当人间少数人的权柄被替换为多数人的权柄之后，人发现，他依然还是没有确定性，少数人没有确定、多数人还是没有确定，信息，这个人类生活的必需品，需要一个超越人类的参照才是信息，才是对人有意义的信息。

第三，信息的功利化。信息以多种方式、多种角度的呈现，让多数人发现：每个人、每个媒体都有偏见，都有局限。没有一个媒体、没有一条信息能将事件的完整性表达出来，没有一个人能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全部说清楚，每个人都是片面的，都是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那他或者他们的片面最后服务的是什么？是这个个体或者群体的利益。他在斟酌讲哪些、不讲哪些？他在斟酌什么？斟酌利益。当然，人的有限造成的片面从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不是人的有限，而是人有意的改动、回避、切割某些信息来达到某些目的，这就是信息的功利化和信息的政治化。人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如果无需向更高的权柄负责，那他的信息也必然功利，也就是说，后现代的人，不仅是在传播信息的环节失去超越性的权威，更重要的是，在编辑信息时失去超越性的目的，信息是服务什么的？服务谁的？最后向谁负责的。只能向少数人的利益，或者少数人定义的多数人的利益。

这就是我们在疫情期间看到的，信息过载、信息权威的扁平化、信息的功利化。来自众多渠道的信息，传达不同甚至相反的内容，并且被有意、甚至很多时候是恶意的裁剪和扭曲。这不是某个政府、某个派别的问题，这是当代社会的通病，因为，使用工具的是罪人，互联网在赋予每个人发声机会的同时，也在赋予每个罪人、每个罪人的集体，把自己在罪里扭曲的观察和理解公之于众，而且他们没有一个超越性的权柄、无需向超越性的权柄负责，也就没有识别和修正这种扭曲的机制，只会是越行越远。这就是巴别塔之后的人类社会，人的乱象、信息的乱象，自古就有但今天被科技放大。在这个背景下，获取信息、处理信息是困难的，对基督徒而言同样是困难的，这是堕落世界的信息困境，无法逃离，对于疫情、对于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基督徒并不具备超能力，但神给予基督徒超越性的视野。

首先，基督徒的真理观，真理是神的真理、事实是神的事实，基督徒在观察、思考、传播信息的时候，是在神的面前、向神负责的。基督徒不能不负责任的看、不能不负责任的讲，不能不假思索的听、不能没有判断的传播，教会领袖不可以、普通基督徒也不可以，看似手机、电脑上按一下转发很容易，但是主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而实际看到的，是相当数量的明显错误的信息被基督徒传播，不少人看到别人在讲、也跟着讲，别人在传、也跟着传，讲着舒服、讲着解气就讲。某种性质的虚假信息反而在基督徒中间有更大的市场，某些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反而更容易陷入信息的慌乱之中，慌不择路。

这就涉及到第二点，基督徒的真理观是在属神体系里的，不是对现实的极端、偏激的解读或者反应。某些基督徒在看到某些主流媒体的偏见、某些措施的不合理之后，出于对此的反对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就是认为这些媒体传播的所有关于疫情的信息都是错的、都是欺骗人的，任何反对这些媒体的信息都是可信的；因为这些媒体都是不信神的人，他们说的话没有一句可信。错误的极端让他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种极端化思维与属神体系是不一致的。的确，如上所言，罪人的有限、有罪观察，罪人的偏见、功利化会污染和扭曲信息，但圣经的教导从来不是全面抵制不信神的人，不是全面抵制他们的信息、科技、政策，他们是不信神的人，但他们不是魔鬼本人，他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们是在神的掌控之下的。信与不信的对抗，让不少人采取一种割裂式的思维，内心恐慌的夸大危机，在自认为极端危险的情况下采取极端的反映，这不是信心的表现，这是没有信心的表现。他之所以极端，是因为他心里没有平安。

第三，基督徒的真理观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权柄、确定、清楚、无误、完备之上的。的确，我们要经历和应对上面说的信息的困境，但世人有的只是困境，我们有的是困境之下、之上的确据，这个永久确据是我们度过暂时困境的指南和航标。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陷在这个困境里不能自拔，陷在巴别塔的嘈杂声中不能独处，看这个世界看的太多以至于沉迷，思想神和神的话语太少、以至于疏离，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困境，是我们需要反思并且持续鉴察的。今天是年末，很多人在憧憬新的一年、规划新的一年，希望这个憧憬和规划首先是对神和神的话语的，思想神的话语、亲近神的话语、理解并践行神的话语，憧憬着神和一切属神的美好，在今天和今后的岁月中，相伴相守相随。

创世记11章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 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